朗西埃 | 《劳工之夜:十九世纪法国的工人之梦》序言 ========================== 作者:雅克·朗西埃 · 译者:游之牧 出处:选自《无产者之夜——19世纪法国劳工的梦想》Verso出版社2012年英文版 日期:2026-07-15 来源:历史天使书阁 https://derengle.asia/劳工之夜十九世纪法国的工人之梦序言/ -------------------------------------------------- 在21世纪的第12个年头发现这本书的读者,或许会发问:我手中现在拿着的究竟是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在这个数字革命、非物质生产和全球化市场的时代里,人们还怎么会对关于十九世纪法国锁匠、裁缝、鞋匠和排字工的故事感兴趣呢?这些读者当然不是第一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早在三十年前,当这本书首次出版时,翻开过这本书的法国读者们就已面临如此疑惑,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未尝有人讨论全球化,更遑论无产阶级、历史以及乌托邦的终结。但吊诡的是,法国那时刚刚选出了一个由共产党人出任部长的社会党政府,这个政府公开声称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遗产。而正是相对于这一遗产,我的这本书才显得逆流而行,似乎无从归类。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工作始于1960年代的职业哲学家,而他的灵感来自于他曾参加的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事业里。那项事业尝试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一个新的根基。然而,他只是讲述了19世纪法国工人的故事,而非书写某种哲学论题。再者,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但他既没有分析工业生产或是资本剥削,也没有分析社会理论或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的斗争。他笔下的工人,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老式的手艺人,是创作诗歌与哲学的梦想家,他们在夜里聚在一起创办昙花一现的杂志,以倾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却大抵上未曾参与创造这乌托邦的实践。与之类似的是,这本书也仿佛在他们漫游的小径上迷失了方向:或追随着他们中一人的遐想,追随着他们往来的书信,信里讲述着某个周日他们在巴黎郊区的某场散步,或是追随那些远赴美国,去追求那种人们情同手足的共同体生活的人们,在信中所写下的日常挂念。那么,1980年的读者,能从中读到些什么呢? 因而,问题不在于时间上的距离。倘若我们说这本书在这个宣称无产阶级早已消失的时代里是逆流而行的,那么,人们就也该明白,这本书在那个工人阶级仍能维持一致性的时代也该是如此——这种一致性是由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所维系的。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下,它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对于经典的现代主义而言已经如此了。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享的一种信念是不相容的:这种信念认为,历史沿着一条直线前进,在这条直线上,断裂只被视为时间自身的产物,只不过是总体时间进程中为之生成和消灭的、前后相继的生命、意识和行动的形式。这本书拒斥这种时间观——在其表面的客观性之下,实则只是一种时间将事物和存在置于一种等级体系中、使其各得其所是的方式里。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教诲我们,对历史演化的崇拜,不过是对胜利者的合法化。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对知识的合法化,而这种知识规定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创造了历史、而什么没有创造历史。社会科学就是这样宣称这些关于工人漫游的记叙缺乏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远离工厂里的坚实现实和有组织的生产斗争。据此,他们确认了一种建构在简单观念上的社会秩序——工人的天职就是工作。好心的人们或许也会加上——以及去斗争。故而工人们没有任何时间供其浪费,去表演闲逛者、作家或是思考者。 事实上,这本书颠倒了这种时间观。本书看来,在将发展统括为生产力和阶级意识演进的那些宏大的现代主义叙事下,恰恰是在转移它们所诉诸的那些斗争本身的内在潜能,是将这些斗争重新归置于它们所反抗的那种时间之下。它从中看到了一种巩固权力的方式:那些人篡夺了对于历史进程解释的主人之席,并宣称他人都集体性地被封闭在了这一进程中。这种对封闭的声称、这种主人的位置,在我曾参与过的阿尔都塞的理论事业中找到了某种尤其激进的形式。阿尔都塞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的行动者描述为必然被某种为了将其置于特定固有位置的的意识形态之网所捕捉。换而言之,这一理论事业本身把他们封闭在了一个完美的圆圈里面,并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被维持于这一位置上,其原因在于他们对支配他们的法则一无所知。但这套理论又解释道,他们所处的位置又恰恰组织了他们对这套支配法则的理解——因为他们被支配,所以他们不理解。这就意味着,他们做的一切为了反抗支配状态的努力全都是盲目的,都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困住,唯独能剖析这些圆圈运行逻辑的科学家们能领导他们走出对现状的服从。 在1968年的法国,有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这个循环,实则是这门所谓科学的循环。人们清晰地看到,服从与反抗的原因无非就是其自身;而那种声称自己解释了这般服从,并意图领导解放的科学,却与统治秩序同流合污。正是在这门实物教学的影响下,我在1970年代走上了一份漫长的工作——研究工人们的档案,并写就了这本书。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诸多惊喜。我本想出发去寻找那些反抗的野性表达,但我却遇上了措辞彬彬有力的文字——要求将工人平等对待,也要求对他们的理性论证给予合乎理性的回应。我去查阅一位木匠的档案,本想寻找关于他的工作条件的资料,却偶然读到了他在1830年代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件。信件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五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和两个同伴一同出游,到河边去沐浴阳光,在客栈里讨论讨论形而上学,最后在这天最后的时间里,说服邻桌的用餐者成为他们的关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福音的想法的信徒。我继续从这篇文本中阅读这位工人所描述的他的全部生活的计划,以及一种悖论式的反经济想法——为了减少日常消费,工人们的日常预算受到仔细地审查,他们试图以此来减少消费,借此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及与商品经济相对抗的能力。得益于这些及其他文本,这一点变得明白了:工人们从来不要别人向他们解释支配的秘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问题与此截然不同。而这一真正问题在于他们如何从理智上及物质上,将自己从那种支配的形式中抽离出来——这种支配将自身印刻在他们的身体上,并将行动、感知、态度以及语言强加给他们。我们看到五月风暴中的示威者们向人们宣告:“现实点!去追求不可能。”而对于1830年代的工人们来说,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去索求“不可能”,而在于靠自己把它们化为现实。他们要去夺回属于他们被剥夺的时间,而办法是在感知和思想上教授自己,以在日常劳动的操练中解放自己;也可能是在夜晚休息的时间中赢得时间,讨论着、书写着,或许作诗,或许构筑哲学。这些在时间与自由上的收获,绝不是工人运动的建设实践或是与这部宏伟计划直接相关的边缘现象或是某些消遣。这本身就是那场革命——那场隐秘而又激进的革命:它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男人和女人们在工作中将自己从由支配所形成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他们能够由此确证自己是拥有这个共同世界中一切权利的居民,具备了这所有的精致教养或是严苛自律——而在过去,这一切都是专门留给那些卸去了日常劳作与面包之忧的阶级的。 正是解释这场革命的需要赋予了本书不同寻常的结构。它把我们直接引入了这些工人的话语中,涵盖了其所有形式:从个人心迹的吐露或是日常经历的叙述,到哲学的思辨与对未来的规划,还包括他们发表在刊物上的记录。它不接受去描述、虚构或论证之间的任何地位差别,任何等级秩序。这不代表对生活体验的某种恋物癖式的热衷。那种热衷本身只会为一种角色的分配提供借口——这种角色分配把话语交给人民,不过是为了验证他们确实说着人民的语言;这种热衷把生活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滋味施舍给穷人,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把创造性想象和解释性话语的特权留给自己。然而,这些“大众”文本所挑战的,恰恰正是这种在人民的语言与文学的语言、现实与虚构、文献与论证之间划定角色的分配方式。我们将永远无从得知——他们那些童年的记忆、对劳动日的描述,或者与文字相遇的故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叙述并非对事实的简单记录,它是一种建构——或者说解构——一个经验世界的方式。学者的哲人与人民的孩子,在此遵循的是同一种做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要求他的对话者接受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为什么有些人是哲学家和立法者,而另一些人是劳动者?那是因为神意在前者的灵魂中掺入了黄金,在后者的灵魂中掺入了铁。这个不太可能的故事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赋予一个世界以牢固的一致性——在这个世界里,境遇的差异必须被接受为自然禀赋的差异。而这里所呈现的工人故事,就像是种种反神话,是搅浑这种自然差异之别的叙事。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在意将这张词语之网连绵不断地铺展开来:在其中,故事、遐想、虚构和论证,全都归属于同一项劳作——即推翻那种将个体、阶级和话语各安其位的既定秩序。并不存在一种关注实际事务的大众智性,和另一种致力于抽象思辨的学者智性。在起作用的,始终是同一种智性。这正是当时一位与整个传统决裂的教育家约瑟夫·雅科托所宣告的论点。当他的同时代人致力于为民众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教导,好让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安分守己时,他却号召他们去实现智性上的自我解放,以验证各种智性的平等。 这些获得解放的工人——本书所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恰恰是致力于这种对平等的验证,其表达形式本身便多种多样。为了说明他们的劳作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我不得不与种种社会科学的习惯决裂,因为在后者看来,这些个人记述、虚构故事或话语论述,无非是一个唯有社会科学本身才有能力加以理解的过程所产生的混乱产物。这些言辞必须被从其作为某种社会现实的证据或症候的地位上移开,以便将其展现为正在运作中的书写与思想——它们致力于建构一个别样的社会世界。正因如此,本书放弃了任何解释性的距离。它转而尝试创造出某种敏锐的织物,使这种对秩序的倾覆——那种将时间与话语各安其位的秩序——得以在我们自身的当下产生回响。正因如此,严肃的理论家与史学家们将其判定为文学。而我的目标毋宁说是要再次确证:激发哲人与学者的那种动力,与作家的创造以及这些无产者的故事,是出自语言和思想的同一块寻常布料。 本书的不合时宜,正应在此意义上来理解。书中所描绘的手艺人的世界,当然不像今天如此之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刻画的那个现代世界:一个充斥着计算机程序员、高科技劳动者、被产品和景观所饱和的消费者的世界,苦难与反抗已随工厂的烟囱一同消失。然而,这个世界是否真的与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相似,这是一个仍有待观察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当代诸形式、劳动力市场的崩溃、社会团结体系的摧毁、就业的不稳定性,这一切所创造出来的劳动经验与生命形式,很可能更接近于过去的那些手艺人的世界,而非人们呈献给我们的那幅非物质劳动与狂乱消费的自我陶醉的景观。当代的劳动形式正在使我在《无产者之夜》中所描述的那些划分时间、参与多个经验世界的现象重新变得流行:在工作与失业之间的摇摆;各种兼职和临时性工作的蔓延;大量人群把自己的时间分割于学习与雇佣劳动之间;同样大量涌现的,是那些为一种工作接受训练却从事另一种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在一个世界中工作,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这也正是移民的意义所在。在这个世界里,问题始终是去颠覆由支配所规定的时间秩序,打断它的连续性,并将它所强加的停顿转化为被重新夺回的自由。问题在于,去把那些被隔离开的东西联结起来,把那些被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拆解开——通过肯定一种反抗其管理者、政府及专家所强加的合理性,一种为所有人所共有的思想与行动的能力。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无产者之夜那些梦幻的抵抗力量。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如此难以被高等心智所容忍,今天和过去都一样。种种智性的平等,始终是我们能够加之社会秩序的最不合时宜的思想。 : 此处指的是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由皮埃尔·莫鲁瓦组阁的社会党政府。它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吸纳了四名共产党部长入阁的联合政府,所以文中会说它“由共产党人出任部长”。(译者注) : 这里的master之所以被译为“主人”,其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将其类似理解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主人概念。主人能看见整体,奴隶只能看见局部。朗西埃指的是,部分理论家自认为站在历史进程的高处或者外部,把整个历史当作一个可以能被其完全把握的对象,其中就包括工人看不见的东西,如历史的规律、意识形态运作机制。(译者注) : “实物教学”此处取19世纪的实物教学模式之意。老师不是用抽象讲解,而是拿一个具体的“实物”(object)放在学生面前,让学生直接从这件东西身上看到道理。这与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所提倡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相通。五月风暴的现实教人做事,从来就不是把现成答案解析给我们,而是把我们引向这个“实物”本身。(译者注) : “fetishist”是精神分析用语,即“恋物癖者”。 : “lived experience”是现象学用语,一般指生活经验或体验。 : Jacques Rancière, 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