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上帝的共同消失 阿兰·巴迪欧 著 · 蓝江 译 选自《世纪》 —————————————————————— 这已经是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近些日子，问题只剩下人权和回到宗教。一些在魅惑性和破坏性的20世纪中带有最粗野的异议的思乡愁绪的人们提出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在一种生死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即西方主导的人权（或自由、民主、女性解……）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一般都是伊斯兰教的大胡子，它们那野蛮的党羽试图返回到中世纪的传统那里（囚禁女性、强制性信仰、肉体惩戒……）。 在法国，我也看到，的确某些知识分子也渴望推进这个游戏——在这片充满着冲突的大地上，从今往后，主导它的就是人（或者法律）和神（恐怖主义）的战争——一个可供替换的主人能指（signifiant maitre）。在背叛了70年代的左翼之后，然而，正是他们对"革命"不再是所有真正的事件的名字而感到郁郁寡欢；政治斗争不再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钥匙；党、大众、阶级的绝对性已经消耗殆尽。 因此在这里，这些贫乏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真理的源泉，他们对称地转到相反的反面，即在那些大胡子们的虚假的预言和或多或少带点石油气味的上帝那里寻找安慰，他们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转变成20世纪唯一神圣的事件；他们肯定排犹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命中注定的内容；他们将"犹太"一词转化为一种替代性的绝对设计的受害者；而"阿拉伯"一词，正好隐藏在"伊斯兰主义"的背后，变成了野蛮的设定。 从这些公理出发，得出的结果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政策是民主文明的前哨，美国军队最终是这个令人惬意的世界的守护者。 在我的立场上，关于这种病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同野蛮的宗教之间的终极斗争的"宏大叙事"惊人的简单： 一神论的上帝已经死了很久了，无疑已经至少有两百年了，人道主义的人没有拯救20世纪。既不是中东的政治状况无限复杂，也不是这些国家乐于吸纳我们国家的"民主"模式，至少有复兴的机会。 文明的战争，民主与恐怖主义的冲突，人权和狂热的宗教权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种族、历史、殖民或者受难等能指的提升，诸如"阿拉伯人"、"犹太人"、"西方"、"奴隶"，所有这些不过是意识形态阴郁的戏剧，在其背后，上演的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剧作：痛苦、消散、混淆不清，以及慢慢地用另一种政治解放的理性路径，即让今天的人类大众遭受着混乱，来取代已经死亡的共产主义。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关心"法国"或者"欧洲"。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纯粹而简单地消解这些民族国家范畴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去重读一下我曾亲自目睹了的20世纪的篇章会非常有趣：在有限地返回到神圣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人的概念最后的挣扎。 对于笛卡儿来说，上帝是真理的保障。科学确定性都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正确地用拉康的话来说，笛卡儿的上帝是科学主体（sujet）的上帝：将人和上帝扭结在一起的只能是这样的真理，在确定性的名义下，它将自己设定为主体。 第二个篇章是康德。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的置换：同上帝绑在一起的人不再是一个科学主体的操纵者，康德新命名的主体是"超验主体"。人与上帝的真正关系由实践理性来揭示。这个关系——如同卢梭希望的那样——是由道德意识来建构的。我们可以说，根据康德本人的解释，宗教仅仅处于实践理性的限度之内。人在理论上无法靠近感觉之外的东西。是善，而不是真，为人类敞开了通向上帝的大门。 至于黑格尔，他有一个新的置换。他将上帝称做精神的绝对生成，或者绝对观念，即"作为主体的绝对"，或者具体的普遍性。更准确地说，主体性精神的绝对生成，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成，作为上帝的彻底展开。我可以说，黑格尔提出一种内在性关联：上帝是设想的完善的人的过程。 最后，实证主义将黑格尔描绘的内在于人的上帝形象激进化了。实际上，对奥古斯特·孔德来说，上帝就是人本身，生与死都混合在一起，人被重新命名为"大写的存在"。实证主义提出人的宗教，这是大写的真（Vrai）的科学的内化过程。 尼采那令人沮丧的介入仅仅是废除了这种预言。上帝必须死去，而人必须超越。 "上帝死了"意味着人也死了。人，最后的人，死人，就是要被超越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超人的出现。什么是超人？一个没有上帝单纯的人。像这样的人只能在神圣关系之外来思考。超人决定着不可确定性，这样就砸碎了人本主义的预言。 问题在于，超人并不存在。他只是必将到来。 20世纪这样开始了——在作为程序，而不再是作为给定的人的主题之下。 我们在我所说的那个世纪的光辉的60年代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没有上帝的人必须占据死去上帝空出来的位置。 第二个命题：上帝的缺位实际上是人缺位的一个名字。福柯宣告"人之死"——人的图景消解了。退回到非人的开端。 今天，这两个方案都被同时抛弃了。唯一留给我们的只有古典人本主义的复辟，但没有了上帝的效力——无论在场或缺席——来维持其实践。没有上帝的古典人本主义，没有了计划，没有了绝对的生成，有的只是一种将人还原为动物性身体的表达。 当代"民主"赋予这个世界是一种动物式的人道主义。人只能以恻隐之心的价值来存在。人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动物。 非人的真理，福柯正确地指出（正如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它们的"反人本主义"，或者拉康及其真的激进的去人性化）迫使我们去"在不人类学化的前提下形式化"。 故而我们回想起我们的哲学任务，在新世纪的边缘上，以形式化的非人本主义来反抗这种围剿我们的动物性人道主义。 —— 选自《世纪》 阿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