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上帝的共同消失
这已经是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近些日子，问题只剩下人权和回到宗教。一些在魅惑性和破坏性的20世纪中带有最粗野的异议的思乡愁绪的人们提出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在一种生死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即西方主导的人权（或自由、民主、女性解……）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一般都是伊斯兰教的大胡子，它们那野蛮的党羽试图返回到中世纪的传统那里（囚禁女性、强制性信仰、肉体惩戒……）。
在法国，我也看到，的确某些知识分子也渴望推进这个游戏——在这片充满着冲突的大地上，从今往后，主导它的就是人（或者法律）和神（恐怖主义）的战争——一个可供替换的主人能指（signifiant maitre）。在背叛了70年代的左翼之后，然而，正是他们对"革命"不再是所有真正的事件的名字而感到郁郁寡欢；政治斗争不再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钥匙；党、大众、阶级的绝对性已经消耗殆尽。
因此在这里，这些贫乏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真理的源泉，他们对称地转到相反的反面，即在那些大胡子们的虚假的预言和或多或少带点石油气味的上帝那里寻找安慰，他们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转变成20世纪唯一神圣的事件；他们肯定排犹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命中注定的内容；他们将"犹太"一词转化为一种替代性的绝对设计的受害者；而"阿拉伯"一词，正好隐藏在"伊斯兰主义"的背后，变成了野蛮的设定。
从这些公理出发，得出的结果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政策是民主文明的前哨，美国军队最终是这个令人惬意的世界的守护者。
在我的立场上，关于这种病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同野蛮的宗教之间的终极斗争的"宏大叙事"惊人的简单：
一神论的上帝已经死了很久了，无疑已经至少有两百年了，人道主义的人没有拯救20世纪。既不是中东的政治状况无限复杂，也不是这些国家乐于吸纳我们国家的"民主"模式，至少有复兴的机会。
文明的战争，民主与恐怖主义的冲突，人权和狂热的宗教权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种族、历史、殖民或者受难等能指的提升，诸如"阿拉伯人"、"犹太人"、"西方"、"奴隶"，所有这些不过是意识形态阴郁的戏剧，在其背后，上演的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剧作：痛苦、消散、混淆不清，以及慢慢地用另一种政治解放的理性路径，即让今天的人类大众遭受着混乱，来取代已经死亡的共产主义。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关心"法国"或者"欧洲"。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纯粹而简单地消解这些民族国家范畴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去重读一下我曾亲自目睹了的20世纪的篇章会非常有趣：在有限地返回到神圣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人的概念最后的挣扎。
从笛卡儿到尼采：人-神关系的演变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上帝死了，人会怎样？真的能存在一种"没有上帝"的人吗？为了确定这个问题的英雄，我们必须要知道以往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现代形而上学制造了这个概念。
对于笛卡儿来说，上帝是真理的保障。科学确定性都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正确地用拉康的话来说，笛卡儿的上帝是科学主体（sujet）的上帝：将人和上帝扭结在一起的只能是这样的真理，在确定性的名义下，它将自己设定为主体。
第二个篇章是康德。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的置换：同上帝绑在一起的人不再是一个科学主体的操纵者，康德新命名的主体是"超验主体"。人与上帝的真正关系由实践理性来揭示。这个关系——如同卢梭希望的那样——是由道德意识来建构的。我们可以说，根据康德本人的解释，宗教仅仅处于实践理性的限度之内。人在理论上无法靠近感觉之外的东西。是善，而不是真，为人类敞开了通向上帝的大门。
这非常近似于今天美国的上帝，在其他方面非常不清楚，但唯一明确的是，它是"人权"和"民主"的人道主义。上帝全部的国家功能就是去祈福那些人道主义的士兵们去轰炸和攻占那些野蛮的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私人性作用：祈祷这个大家庭有个好兆头。
至于黑格尔，他有一个新的置换。他将上帝称做精神的绝对生成，或者绝对观念，即"作为主体的绝对"，或者具体的普遍性。更准确地说，主体性精神的绝对生成，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成，作为上帝的彻底展开。我可以说，黑格尔提出一种内在性关联：上帝是设想的完善的人的过程。
最后，实证主义将黑格尔描绘的内在于人的上帝形象激进化了。实际上，对奥古斯特·孔德来说，上帝就是人本身，生与死都混合在一起，人被重新命名为"大写的存在"。实证主义提出人的宗教，这是大写的真（Vrai）的科学的内化过程。
我们看到了整个发展脉络，穿过了内在性的真、善、历史，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十分重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循环的名字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拥有一种作为基督教反面的神圣化的人吗？或者，近似于道成肉身问题，存在一种人性化的神圣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巅转性（reversibilite）。神圣的类比维持了一种与人不可分割的图景。
尼采那令人沮丧的介入仅仅是废除了这种预言，他的决定是在这一点上是不可决定的。上帝必须死去，而人必须超越。
仅仅从表面看，似乎尼采是反宗教的，尤其是反基督教。他关于上帝和牧师的预言仅仅是为了构建一幅人的力量（或无能）的图景。他的著名命题"上帝死了"明显是关于人的命题，在那一刻，在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孔德之后，上帝不可确定地与人绑在了一起。"上帝死了"意味着人也死了。人，最后的人，死人，就是要被超越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超人的出现。
什么是超人？一个没有上帝单纯的人。像这样的人只能在神圣关系之外来思考。超人决定着不可确定性，这样就砸碎了人本主义的预言。
问题在于，超人并不存在。他只是必将到来。由于超人不过是一个人，严格来说，是一个脱离于上帝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说，尼采预言着整个20世纪，并将人导人了一个程序。"我是我自己的先知"，查拉如斯特拉如是说。超人摆脱了人的历史的到来。
20世纪这样开始了——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这一点——在作为程序，而不再是作为给定的人的主题之下。
萨特与福柯：激进人本主义 vs 激进反人本主义
然而，我们在我所说的那个世纪的光辉的60年代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命题。
第一个宏大命题是没有上帝的人必须占据死去上帝空出来的位置，关键并不在于内在性的神圣化过程，而是在于占据一个空空如也的位置。
在《存在与虚无》的末尾，萨特实质上指出，人的激情巅转为对基督的激情：人为了拯救上帝而自我消逝了。此外，他还说到，上帝的观念是矛盾的，因而人是在虚空中自我消逝的。在那里，他借助那个著名的公式在书中推断出："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
占据上帝留下来的空位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的（或者真实的），我相信我们能将之叫做激进的人本主义（un humanisme radical）。人是他自己的绝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其所是的绝对的无限生成。人是必须去发明的人。
第二个宏大命题，作为尼采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上帝的缺位实际上是人缺位的一个名字。欢悦的灾难影响了神圣的图景（诸神，尼采重复道，在大笑中死去）也是人类灾难的快乐的知识，太人性了：人的景象消解了，解构了。人本主义的终结。正如福柯所说："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能再在人死去后的空缺中进行思考。"
这个命题披上了笑和沉默的外衣，它是激进的反人本主义的历史生成中的真理。
我们于是可以说：这个哲学的20世纪在它自己的情景中，在50、60年代通过激进的人本主义和激进的反人本主义的碰撞，让其自己得到认识。
动物性人道主义——我们的当下
今天，这两个方案都被同时抛弃了。唯一留给我们的只有古典人本主义的复辟，但没有了上帝的效力——无论在场或缺席——来维持其实践。
没有上帝的古典人本主义，没有了计划，没有了绝对的生成，有的只是一种将人还原为动物性身体的表达。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存在于同时消除了激进的人本主义和激进的反人本主义的世纪，那么我们必然忍受着让人还原为其物种的景象。
萨特已经说过，如果人不能在计划中设计共产主义、总体性平等，那么人就只不过同猪狗和蝼蚁一样沦为了一种动物物种。
那就是我们所在。在萨特和福柯之后，一种恶劣的达尔文主义。在一种"伦理"感觉下，因为我们担心，在这种物种的话语中，我们如何去生存？生态学和生物伦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正确得"像猪狗蝼蚁一样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的是，当代"民主"赋予这个世界是一种动物式的人道主义。人只能以恻隐之心的价值来存在。人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动物。
非人的真理，福柯正确地指出（正如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它们的"反人本主义"，或者拉康及其真的激进的去人性化）迫使我们去"在不人类学化的前提下形式化"。
故而我们回想起我们的哲学任务，在新世纪的边缘上，以形式化的非人本主义来反抗这种围剿我们的动物性人道主义。